浅谈汉末三国治安形势及其影响下的治安思维模
作者：admin2014-11-17 10:58阅读：
次文章来源：未知
一、汉末三国的治安形势与治安管理
东汉后期是外戚和宦官争权的历史，王纲解纽，政治凋敝，国力式微。公元 184 年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以降，国家陷入战乱之中，社会治安状况急剧恶化。原有的统治秩序遭受严重冲击，而宗教的影响在扩大，两汉建立起的封建礼教体系遭到动摇。经济也遭受严重破坏，战乱、饥馑与瘟疫，直接导致社会板荡，人口锐减，农民失去了土地，沦为流民，大量土地无人耕种，农业生产遭受灭顶之灾，国家税役无从保障。“百姓嗷嗷，道路以目”“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都是佐证。董卓擅权、西凉兵乱之后更是各路军阀崛起、争雄，最终，分别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三大军事集团脱颖而出，瓜分了东汉版图，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三国时期跨度约九十年，这期间包括东汉末年军阀战争阶段魏蜀吴三国政权阶段，其治安管理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区别无非是在是否是一个正式的、合法的政权。鉴于汉末各种天灾人祸的毁坏，扭转恶化的治安形势，发展生产、整顿户籍、恢复原有秩序（例如税赋、徭役的征收），成为强大军阀的重要课题。曹魏奠基人曹操，治安建树较多，严明法纪，统一北方，他重视法律的作用及其贯彻，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推行屯田制，亦战亦耕、兵农合一，削减了流民的问题，加强了对领民的控制，恢复了生产，保障了兵员。同时，也削弱了地方大族的势力，便于中央集权，更加强有力的推行治安制度。曹操的屯田制，具有多面性。不仅仅是一项经济制度、军事制度，实际上也是治安制度，为军事斗争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对于民族问题，曹操采取镇抚结合的策略，尤其是东征乌桓，缓解边境治安问题，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蜀汉只有刘备父子两代君主，丞相诸葛亮是后主刘禅（207—271）的辅政大臣，其治安思想具决定性影响。蜀汉的地盘是从暗弱的刘璋集团手里夺取的，面临的主要问题除了战争、民族问题，那就是豪族。巴蜀之地的豪族大姓垄断着文教、武装等，几乎成为独立王国，很多治安问题也是这些豪族大姓带来的，怎样处理与豪族大姓的关系，是诸葛亮政府解决治安问题的主要课题。诸葛亮本人极其重视法律的作用，也有自己独到的治安见解，将在下文详述。
东吴偏安江南，经济比较发达，对外联系也比较密切。东吴与魏蜀一样，也颇为重视法律的作用，严苛程度甚至比魏蜀还剧，例如东吴曾九次使用夷三族的极端酷刑，这也与其政治斗争的激烈有关。山越等民族带来的问题，也是影响其治安的重要因素。
总体来讲，三国时期的治安形势比较严峻，延续东汉末年战乱带来的剧烈影响，虽然三个政权的建立使社会治安形势得到了一定的稳固，但仍有局部的战争，三个政权对于治安管理既有对前朝的继承，又有自己的创新形成独特之处。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六朝是一个民族大冲突、大融合的历史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治安形势显得更为复杂，阶级矛盾伴随着民族矛盾，绝非镇压能够解决。如何调和，考验着三国统治者们。从治安思想上看，有从严刑向无为演变的趋势，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文化背景、社会风气等都有深层的联系。
三国的独特时期特征体现在几对矛盾上，包括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王权与相权的矛盾等等，还有儒、道、释、法等流派的治安思想的冲突。有效地进行治安管理，离不开围绕此主题进行的相关设计，尤其是对于割据政权而言，设计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生死存亡。治安管理森罗万象，当轴者的治安思想、颁行的各项治安法令、制度，是设计的直接体现，我们可以观彼时期的先进与不足。
二、汉末三国时期的治安思维模式
（一）曹操的治安思维模式
曹操（155—220）之崛起与其治安思想密不可分。曹操重视法的作用，强调法的权威，“一之以法”，继承法家“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思想，打击特权阶级。在强调“设而不犯，犯而必诛”的“以刑为先”原则同时，又不排斥对礼教的遵守，故而有“礼法并用”的特点，用礼教控制人、培养人，也是曹操治安思想的重要内容，重视整饬风俗、兴办教育，加强思想控制。曹操“礼法并用”的另一个表现在于他的“夫刑，百姓之命也”的看法，体现了其慎刑恤罚、刑罚相当的追求，不是一味的明法峻刑，体现了灵活的特点。与之相配，曹操重视司法官的选任，“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 ，并要求“恤慎刑狱，吏无苛政，民无怀慝”，重视依事实定罪，反对滥用酷刑。曹操令出法随，多有创举，切中要害，例如一道令就得以威吓劫持人质的问题。
（二）诸葛亮的治安思维模式
三国蜀汉政权的奠基人是诸葛亮（181—234），其思想集中体现于《诸葛亮集》之中，史书记载“亮刑法峻急”，但效果上“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原因在于其“用心平而劝诫明”，体现在其公平执法的重要思想，“尽忠益时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执法严明一视同仁，善于利用赏善罚恶凝聚力量，打击犯罪，树立权威。与曹操相似，诸葛亮也具慎刑思想，重视司法官员的选聘，防止冤假错案，以维护法律权威，但是同时主张“惜赦”，认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反对假仁假义。诸葛亮认为，尧舜和桀纣的区别，在于重视教化的力量，主张教而后诛，整肃专权自恣的地方豪强，重建统治秩序。农业生产方面，“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既保障军需，又稳定民心，防止民变。诸葛亮严格自律，厉行节俭，省官并职，去文就质，选贤举能，居安思危，治蜀颇有建树，然继承者“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
（三）孙权的治安思维模式
相较其他统治者，孙权（182—252）对于法律的推崇有过之无不及，法家思想是其治安思想的核心，他反对臣下“施德缓刑”的建议，“欲以遏恶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罚以威小人乎?此为先令后诛，不欲使有犯者耳”。孙权强调严刑峻法的威慑作用，先刑后礼甚至废德任刑，“令有司尽写科条”。诸葛亮也说，孙吴所以能制胜天下者，用法明也。纵观东吴从孙权到孙晧（242—284），刑罚用的比较重，死刑名目繁多，法律适用上具有一定的随意性。
（四）三国时期士人的思维模式变迁：从荀悦、仲长统到王弼、嵇康
荀悦（148—209），颍川颍阴（今许昌）人，政论家，著有《申鉴》5 篇，认为法教并重，“政之大经,法、教而已”，主张刑与教都是先简后繁的过程，反对设立必违之教、必犯之法。荀悦将人分为君子、中人、小人三类，对其施以礼与刑的不同结合方式，对症下药，对君子“化其情”，对小人“治其刑”，对中人“礼律并用”。仲长统（179—220），山阳郡高平（今山东微山）人，政论家，著有《昌言》，其强调“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乱。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乱，行之不同也”在他看来，治乱不是取决于法律本身，而是执行法律的人。法律的繁简、轻重则应根据时势的需要而变化。
仲长统与荀悦一样，主张奉天法古，恢复肉刑，他说：“肉刑之废，轻重无品，下死则得髡钳，下髡钳则得鞭笞。死者不可复生，而髡者无伤于人。髡笞不足以惩中罪，安得不至于死哉！”三国初期，治安依旧处于恶化阶段，某种程度需要肉刑警示世人，预防犯罪；另一方面，又防止以轻刑之名而内行杀人之实，减少死刑，繁衍人口，符合时期的要求。
而到三国后期，政治斗争波谲云诡，纲常礼教令人厌倦，儒家信仰发生严重危机，魏正始年间兴起清谈之风，涌现出王弼、嵇康等玄学思想家，影响着当时的治安思想。王弼（226—249）提出“贵无”的思想，“以无为本，以有为末”，还提出“反本”的思想，声称静是绝对的，要人们安于现状，“无心于欲”“无心于为”“以情从理”，接受愚民统治。嵇康（223—262）认为，“名教”和“自然”是对立的，应该越名教而任自然，恢复人的本性，还原原始社会没有欺诈、没有争执的社会。显然他的治安思想不可能被统治者所容。玄学思想调和儒道，具有强烈的思辨性，提出了对社会与人的独到思考，是古代治安思想发展史上的一道奇观。
三、结语
蜩螗沸羹的汉末三国时期已过近一千八百年，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历史话题，深刻地影响着东亚文化圈。这作为一个乱世实属不易。然而，由于年代久远、战乱兵燹，与三国治安管理有关的资料或散或佚，难以收集，今主要见于《三国志》《晋书》《太平御览》等古代典籍，可能会遗留鸿泥雪爪，供后人持蠡测海。另外，三个政权遗留的史料在量和质上也有差别。记载上的资料曹魏明显较多，不过随着考古发掘，史料也有新的补充。如 1996 年发掘出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牍，丰富了东吴历史的详实程度。
纵观汉末三国时期，统治者倡导明刑弼教，重刑思想是主题，刑罚往往较为急峻，但另一方面又恩威并用，以利于招揽人心，标榜慎刑。儒学式微，却仍作为一件外衣推行外儒内法的治安策略。研究思想需把握社会的脉搏，虽然当轴者的治安思想是主导，但也不免受到世风的影响，士人的治安思想亦起着潜移默化之作用。
东汉后期是外戚和宦官争权的历史，王纲解纽，政治凋敝，国力式微。公元 184 年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以降，国家陷入战乱之中，社会治安状况急剧恶化。原有的统治秩序遭受严重冲击，而宗教的影响在扩大，两汉建立起的封建礼教体系遭到动摇。经济也遭受严重破坏，战乱、饥馑与瘟疫，直接导致社会板荡，人口锐减，农民失去了土地，沦为流民，大量土地无人耕种，农业生产遭受灭顶之灾，国家税役无从保障。“百姓嗷嗷，道路以目”“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都是佐证。董卓擅权、西凉兵乱之后更是各路军阀崛起、争雄，最终，分别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三大军事集团脱颖而出，瓜分了东汉版图，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三国时期跨度约九十年，这期间包括东汉末年军阀战争阶段魏蜀吴三国政权阶段，其治安管理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区别无非是在是否是一个正式的、合法的政权。鉴于汉末各种天灾人祸的毁坏，扭转恶化的治安形势，发展生产、整顿户籍、恢复原有秩序（例如税赋、徭役的征收），成为强大军阀的重要课题。曹魏奠基人曹操，治安建树较多，严明法纪，统一北方，他重视法律的作用及其贯彻，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推行屯田制，亦战亦耕、兵农合一，削减了流民的问题，加强了对领民的控制，恢复了生产，保障了兵员。同时，也削弱了地方大族的势力，便于中央集权，更加强有力的推行治安制度。曹操的屯田制，具有多面性。不仅仅是一项经济制度、军事制度，实际上也是治安制度，为军事斗争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对于民族问题，曹操采取镇抚结合的策略，尤其是东征乌桓，缓解边境治安问题，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蜀汉只有刘备父子两代君主，丞相诸葛亮是后主刘禅（207—271）的辅政大臣，其治安思想具决定性影响。蜀汉的地盘是从暗弱的刘璋集团手里夺取的，面临的主要问题除了战争、民族问题，那就是豪族。巴蜀之地的豪族大姓垄断着文教、武装等，几乎成为独立王国，很多治安问题也是这些豪族大姓带来的，怎样处理与豪族大姓的关系，是诸葛亮政府解决治安问题的主要课题。诸葛亮本人极其重视法律的作用，也有自己独到的治安见解，将在下文详述。
东吴偏安江南，经济比较发达，对外联系也比较密切。东吴与魏蜀一样，也颇为重视法律的作用，严苛程度甚至比魏蜀还剧，例如东吴曾九次使用夷三族的极端酷刑，这也与其政治斗争的激烈有关。山越等民族带来的问题，也是影响其治安的重要因素。
总体来讲，三国时期的治安形势比较严峻，延续东汉末年战乱带来的剧烈影响，虽然三个政权的建立使社会治安形势得到了一定的稳固，但仍有局部的战争，三个政权对于治安管理既有对前朝的继承，又有自己的创新形成独特之处。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六朝是一个民族大冲突、大融合的历史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治安形势显得更为复杂，阶级矛盾伴随着民族矛盾，绝非镇压能够解决。如何调和，考验着三国统治者们。从治安思想上看，有从严刑向无为演变的趋势，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文化背景、社会风气等都有深层的联系。
三国的独特时期特征体现在几对矛盾上，包括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王权与相权的矛盾等等，还有儒、道、释、法等流派的治安思想的冲突。有效地进行治安管理，离不开围绕此主题进行的相关设计，尤其是对于割据政权而言，设计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生死存亡。治安管理森罗万象，当轴者的治安思想、颁行的各项治安法令、制度，是设计的直接体现，我们可以观彼时期的先进与不足。
二、汉末三国时期的治安思维模式
（一）曹操的治安思维模式
曹操（155—220）之崛起与其治安思想密不可分。曹操重视法的作用，强调法的权威，“一之以法”，继承法家“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思想，打击特权阶级。在强调“设而不犯，犯而必诛”的“以刑为先”原则同时，又不排斥对礼教的遵守，故而有“礼法并用”的特点，用礼教控制人、培养人，也是曹操治安思想的重要内容，重视整饬风俗、兴办教育，加强思想控制。曹操“礼法并用”的另一个表现在于他的“夫刑，百姓之命也”的看法，体现了其慎刑恤罚、刑罚相当的追求，不是一味的明法峻刑，体现了灵活的特点。与之相配，曹操重视司法官的选任，“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 ，并要求“恤慎刑狱，吏无苛政，民无怀慝”，重视依事实定罪，反对滥用酷刑。曹操令出法随，多有创举，切中要害，例如一道令就得以威吓劫持人质的问题。
（二）诸葛亮的治安思维模式
三国蜀汉政权的奠基人是诸葛亮（181—234），其思想集中体现于《诸葛亮集》之中，史书记载“亮刑法峻急”，但效果上“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原因在于其“用心平而劝诫明”，体现在其公平执法的重要思想，“尽忠益时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执法严明一视同仁，善于利用赏善罚恶凝聚力量，打击犯罪，树立权威。与曹操相似，诸葛亮也具慎刑思想，重视司法官员的选聘，防止冤假错案，以维护法律权威，但是同时主张“惜赦”，认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反对假仁假义。诸葛亮认为，尧舜和桀纣的区别，在于重视教化的力量，主张教而后诛，整肃专权自恣的地方豪强，重建统治秩序。农业生产方面，“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既保障军需，又稳定民心，防止民变。诸葛亮严格自律，厉行节俭，省官并职，去文就质，选贤举能，居安思危，治蜀颇有建树，然继承者“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
（三）孙权的治安思维模式
相较其他统治者，孙权（182—252）对于法律的推崇有过之无不及，法家思想是其治安思想的核心，他反对臣下“施德缓刑”的建议，“欲以遏恶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罚以威小人乎?此为先令后诛，不欲使有犯者耳”。孙权强调严刑峻法的威慑作用，先刑后礼甚至废德任刑，“令有司尽写科条”。诸葛亮也说，孙吴所以能制胜天下者，用法明也。纵观东吴从孙权到孙晧（242—284），刑罚用的比较重，死刑名目繁多，法律适用上具有一定的随意性。
（四）三国时期士人的思维模式变迁：从荀悦、仲长统到王弼、嵇康
荀悦（148—209），颍川颍阴（今许昌）人，政论家，著有《申鉴》5 篇，认为法教并重，“政之大经,法、教而已”，主张刑与教都是先简后繁的过程，反对设立必违之教、必犯之法。荀悦将人分为君子、中人、小人三类，对其施以礼与刑的不同结合方式，对症下药，对君子“化其情”，对小人“治其刑”，对中人“礼律并用”。仲长统（179—220），山阳郡高平（今山东微山）人，政论家，著有《昌言》，其强调“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乱。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乱，行之不同也”在他看来，治乱不是取决于法律本身，而是执行法律的人。法律的繁简、轻重则应根据时势的需要而变化。
仲长统与荀悦一样，主张奉天法古，恢复肉刑，他说：“肉刑之废，轻重无品，下死则得髡钳，下髡钳则得鞭笞。死者不可复生，而髡者无伤于人。髡笞不足以惩中罪，安得不至于死哉！”三国初期，治安依旧处于恶化阶段，某种程度需要肉刑警示世人，预防犯罪；另一方面，又防止以轻刑之名而内行杀人之实，减少死刑，繁衍人口，符合时期的要求。
而到三国后期，政治斗争波谲云诡，纲常礼教令人厌倦，儒家信仰发生严重危机，魏正始年间兴起清谈之风，涌现出王弼、嵇康等玄学思想家，影响着当时的治安思想。王弼（226—249）提出“贵无”的思想，“以无为本，以有为末”，还提出“反本”的思想，声称静是绝对的，要人们安于现状，“无心于欲”“无心于为”“以情从理”，接受愚民统治。嵇康（223—262）认为，“名教”和“自然”是对立的，应该越名教而任自然，恢复人的本性，还原原始社会没有欺诈、没有争执的社会。显然他的治安思想不可能被统治者所容。玄学思想调和儒道，具有强烈的思辨性，提出了对社会与人的独到思考，是古代治安思想发展史上的一道奇观。
三、结语
蜩螗沸羹的汉末三国时期已过近一千八百年，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历史话题，深刻地影响着东亚文化圈。这作为一个乱世实属不易。然而，由于年代久远、战乱兵燹，与三国治安管理有关的资料或散或佚，难以收集，今主要见于《三国志》《晋书》《太平御览》等古代典籍，可能会遗留鸿泥雪爪，供后人持蠡测海。另外，三个政权遗留的史料在量和质上也有差别。记载上的资料曹魏明显较多，不过随着考古发掘，史料也有新的补充。如 1996 年发掘出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牍，丰富了东吴历史的详实程度。
纵观汉末三国时期，统治者倡导明刑弼教，重刑思想是主题，刑罚往往较为急峻，但另一方面又恩威并用，以利于招揽人心，标榜慎刑。儒学式微，却仍作为一件外衣推行外儒内法的治安策略。研究思想需把握社会的脉搏，虽然当轴者的治安思想是主导，但也不免受到世风的影响，士人的治安思想亦起着潜移默化之作用。
- 上一篇：浅谈秦统一的外交战略
- 下一篇：没有了
最近相关
最新更新
热门推荐
- [初等教育]激励性语言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 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课堂评价的重要性越来越被我们广泛认可，特别是评价中的激励性语言对于维护并促进学生的自尊心、...[全文]
- [教育理论]高职学生学习心理与学习行为研究浅析
-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肩负着对学生开展全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担，同时还是对高职学生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全文]
- [医学]脑卒中后足内翻的康复治疗进展研究
- 脑卒中是目前人类疾病三大死亡原因之一。随着医学的发展，脑卒中患者的生存率在不断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全文]
- [互联网技术]浅谈云数据中心网络虚拟技术在企业中的应用
- 1企业云数据中心 通过多层次IT基础架构，企业可以建立起所谓的企业云，将原有的企业传统IT基础设施进行充分的整合，形成...[全文]
- [计算机硬件]影响计算机硬件系统故障的因素
- 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多的离不开互联网，作为互联网载体的计算机，已经成为人们办公和...[全文]
- [汽车工业]电动汽车高压部件耦合衰减的测试方法分析
- 引言 电动汽车的电器系统，不但包括传统燃油车的低压部件，还包括动力电池、驱动电机及控制器、DC-DC等高压部件。相对来...[全文]
- [环境科学]土壤动物对土壤污染有什么降解作用
- 土壤动物是指有些动物它的一生或者生命的一段时间是在土壤中度过的，并且它的土壤生活会对土壤产生一定的影响。土壤动...[全文]
- [环境科学]地质统计学在环境科学领域的应用进展分析
- 0 引言 地质统计学,近年来又被称为空间信息统计学,是数学地质领域中一门发展迅速且有着广泛应用前景的新兴学科。它以区...[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