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人类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史传承
作者：admin2014-11-17 11:03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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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华博士《夷夏先后说》(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初稿完成于 2007年韩国访学期间,此前的构思亦将近10年,到2012正式出版,前后趄 出15年以上。实际上,根据该书后记所载,对中国古代的游牧与农耕文化 之间的关系,作者早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就已作为兴趣予以关注,尤其进人中 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成为职业研究者之后,这项思考就成了 易华钻研的特定领域。此书的问世,对大陆中国学术同类研究无疑具有促动 作用,抑或列为大陆学人中此项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借用为其作序的美国 学者梅维恒教授的话说,“这是迄今为止研究早期中国与其他欧亚文明互动 的最重要的论著之一,可谓成就非凡”(该书序一,第4页)。这样描写此书 作为赞赏之词未尝不是主流话语的言说形式,但我更愿意将我阅读之后对该 书整体性的思考再做一次“思考”,目的旨在揭示本书背后蕴藏的含义。
在我看来,本书最富有价值的地方与其说是书中描述的内容,不如说是 这样的描写给读者带来的思索。予人以再思考,看来是我们评论当下学术作 品是否具有“意义”或“价值”的一个标尺。我之所以将此作为问?提出 来,还是基于当下大陆学术界研究中令人生畏的所谓平庸的表现——问题意 识不明晰指导下的重复性研究,或者基于没有新思路指引的资料堆砌式的罗 列。与这类现象相比,易华的这部作品显然是作为相反的例子出现的。支撑 我的这个说法的例证可以找出两个:一是该问题思考的长期性,二是对不同学界研究成果的广泛吸取,由此构建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基本思路。思考的 长期性已如上述,对不同学术研究成果的吸收则体现在全书的各个章节里, 按照他的设计,分别是“从夷到夏:历史人类学论证”、“从石器到青铜:考 古人类学论证”、“蒙古人种与印欧人种:体质人类学论证”和“从语系到语 海:语言人类学论证”,这正是流行欧美尤其后者学界所谓的人类学的四个 分支。?至少在今天的国内外学术界,这四个分支早已形成了各自独立的研 究系统,彼此之间的关联固然密切,但分隔的深度足以让跨越者生畏。此书 撰写的目标恰在贯通其间并能呵成一气,就此而言,我愿意将此书视作人类 学的解读而非历史学的实证研究。此话怎讲?
人类学与历史学作为当今学术研究的分域,早已形成各自的逻辑话语和 追寻的目标。历史学的主旋律仍旧是考证史事,将解释历史的相貌为第一诉 求。在历史考证的语境内,是存在历史真相的,这种真相采用有的学者说法 叫作“本相”,历史的本相就是通过表相去获得。?历史学的中国古史研究, 就是通过文献的记载与描写去追寻那个时代的基本相貌和构成相貌的具体情 节。由于文献的缺失,历史学常常利用考古学的发掘与研究作为文献缺失的 补充加以采用目的还是复原历史“本相”。考古学的目标与此相近,但采 用的手段和方法与文献的历史学有所差别,这是两个学科的技术造成的。与 历史、考古“历史真相”诉求不一的是,人类学的追寻集中于文化意涵的阐 释上面,历史学的文献只是以文本的形式作为分析的途径,既然文本的描写出自具体的作者,那么作者自身对文献的构建就不能被忽略,这种语境下的 文献显然具有强烈的主观动机性和描述的选择性,这正是人类学要考察的内 容。它特别关注文本产生的动机与目的、内容的旨向与筛选,在人类学的眼 下,文本的真实性是建立在“构建”的基础上,复原“本相”反倒不是人类 学的主要追索。
易华此书的撰述,我想,就是依托于这四个学科构建的。它讨论的是历 史相貌,具有历史学特征,但它追求的历史相貌又不是考证,或主要不是建 立在考证的基础上,与其说是追求相貌本身,不如说是在追寻的过程中提出 自己的想法,“建构”这类人类学的话语作为概括的精要,?倒是本书的诉 求。于是,本书的终极取向,围绕这个话题所采纳的逻辑分析及其框架的建 构,就成为作者关注的焦点,也应当是我们理解该书的出发点。
但若将本书视为“正宗”的人类学作品,也会招致以此为专业研究者的 异议。不可回避的是,本书撰述的动机始终有“历史本相"的诉求。这个目 标就是作者依托于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那篇著名的论文。傅斯年这篇论 文的核心观点就是商人与夏人是来自东西两个不同地域的人群。在他的研究 中,他将“人群”与“地域”视为分析早期文明史的重要标尺,并将二者做 了有意识的联系:商人与夏人地域差别的意义不啻为区域的不同,更重要的 则是商人与夏人在族属上也应是两个迥然有别的群体。?傅斯年之所以做出 这样的区隔,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应当归结于他留学德国受到的学术 影响,同样的影响也能在陈寅恪所谓“种族”、“文化”、“地域”的研究范 式里展示出来。傅将商朝所展映的东夷与夏的地理方位区别的背后隐藏夏 族群的有别,对古史的冲击还在于,它实际上颠覆了自先秦以来至20世纪前30年之间关于华夏古史所建构的一套系统。这个系统的主旨就是华夏自 .古以来的一体化叙述的模式。以古史研究殿军著称的王国维的《殷周制度 论》为例,殷周之间的差异固然多种多样,但族群方面并非有明确的不同,0 显然,在王的眼中,殷周的同质化构成了中国古史一体化的基础。以新史学 思想著称的超越乾嘉诸老的王国维,在古史的叙述更加强化了中原中心论的 解说体系。
本书意图说明中国人的来源并非土著,而是从非洲走出的。他们来到东 亚大体上呈现两条路线,即南线和北线。南线进人东亚后再北上,成为后来 的蒙古人种,并与传世文献中的“夷人”联系在一起;从北路进人者成为后 来的高加索人种,与“夏”结成密切的关系。所谓非洲说,就是学界近年研 究的人类从距今20万年前后开始分期分批地走向世界各地,5万年前分上述 两支走向东亚,南路到达者在东亚本地发展,创造了旧石器晚期和新时期时 代的定居文化,这奠定了东亚文化的基础。传说与历史记载表明三代之前的 尧舜时期就是夷人的时代,他们较后来者早到,属于所谓的“土著”,大体 上是蒙古人种。后来者就是上述路线中的北线者,与文献中戎狄有所关联, 他们途经中亚向东发展,就势必与东亚的夷人接触,群体之间的交往与融合 是民族形成的基本方式,这些东去的、与夷人蒙古种差异的另一种所谓印欧 种类的群体,在今新疆塔里木盆地至河西走廊之间与蒙古人种相汇,出现了 介于印欧、蒙古之间的群体,这些群体就是夏、周乃至戎、狄、羌等,他们 再与夷人混合,构成了 “华夏”与汉人。就此而言,该书明确阐述道:“人 类起源与民族形成是性质不同的两类现象,前者是自然现象,后者是文化现 象。”(第161页)东亚民族的出现,是文化多样化造成的结果,在这里,蒙 古人种是基础,不同程度地混入了印欧人种的血液,正是夷夏混合才形成了 中国人。
按照作者在结语部分的撰写,我对全书论述的宗旨表述如下:
人类从非洲走出后,其中走向东亚的分成南北两个支系,南部支系较早 从沿海北上进人现今中国的东部,形成了夷人系统,他们的活动在旧石器时 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诸多文化中体现出来,这些夷人构成了蒙古人种的主 体;后来的北支从中亚东迁,与东部夷人接触中形成了既有别于印欧人种又 不同于蒙古人种的介于二者之间的混合人种,与“夏”、戎、狄等关系密切。 代表西部的“夏”与东部的“夷”之间的混合,最终形成了 “华夏”即 “中国人”的群体,其中以夷人即蒙古种为主,兼有西部印欧人种与过渡种 系。所谓中华文化本土起源之说,主要是上述东西二元中的东部夷人的文 化,这就是以定居农耕文化著称的新石器时代诸文化,它构成了中华文化的 基础;与夏或戎狄有关的西部青铜文化则属后来者,但正是这个后来者东进 之后与夷人文化混合进而超越了本土文化,促成了华夏文明。所谓华夏民族 (或其后继者汉人)的形成,也只有在东西交融之后才能成立。而民族认同 也只有在华夏民族群体形成之后也才得以浮现。
正如我在前文所说,本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古史实证性的研究,从全书 的叙述到结尾的归纳,作者所秉持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他将他所研讨的对 象——夷夏及其关系看作与其说是史实的溯源,不如说是怎么认识、怎么看 的问题。但这丝毫不能抹杀学术界有关中国古史实证性研究的基本诉求,在 这种脉络中,中国古代文明总有一个自身的源头作为支配后来历史过程的起 点,现今的中国学术界尤其考古和古生物学界,所进行的研究几乎都是在这 个动机的支配下进行而其目的也是力图证明这个动机的成立。我们看到中国 考古学界的李济、夏鼐、苏秉琦到当今刚刚去世的历史学家何炳棣等,都尽 其功证明中国文明起源的本土化问题。?这种认识的体系所描写的中国古史, 从古人类起源的追溯,可以拓展至少到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但本书显然 突破了这个成说,它将中国的本土文明放置在至少5万年前的南路北上者, 就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而言,它具有土著性,此前时代的人群则与 中国的本土没有关系,这建立在非洲说的散布基础上。促使易华走上与传统 “对立”的路径,他认为,不论是本土还是外来,单方面的认知显然无助于 解释中国文明既本土又外来的发展模式,那么最佳的解说方法就是二者的结 合。正是从这样的角度,他摒弃了单一性起源的论述,将夷夏视作非澄清 “本相”的认知问题。这也就是我所强调的人类学的相对性观察的意思,他 的书写再次让我持有这样的想法。
以上就是我阅读该书之后对易华著作的总结。如前所述,他是将四个学 科的研究纠汇在一起,将中国早期人群分成南北两个系统,从二者碰撞、融 合、互动最终抟成为一体并以“中国”命名的方式阐述文明的进程。多学科 的汇聚应当是该书的一个鲜明的特点,作者的企图就在于:试图突破一个单 一学科的限制,企求多学科的相互渗透去解释早期中国的文明。这样的想法 也常常支配着不止本书的作者,以至于成为追寻古史相貌的学术通则。然而 相应的问题也就同时出现令研究者不可回避:突破单一学科之后的研究,究 竟采取怎样的方法进行?是以作者自身擅长的学术视域为基础,参考相关学 科的方法、手段和成果做适当的填补,还是超越自身学术视域而将几个学科 做整体性的观照?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方法。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理论上的, 在实际进行中似乎不可能出现。到目前为止的学术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分 层即分科、画地为牢的基础上,只有学科畛域尚未分化的早期研究,整体性 的观察才有成立的条件。现今人们采取的通常是前者,以一个学科为基础, 适当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再进一步的话就是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 法。但学理的逻辑要求吸收方法自身就蕴含着对吸收的其他学科的方法具有 与以研究为业者同一的水准,更确切地说,采用历史学(文献考证为主)的 学者,倘若吸收考古学、分子生物学的成果,学术的要求是使历史学家像考 古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一样,对其成果与方法有贯通性的透彻了解,这样才 可能真正吸入到文献考证的史学领域。伹人的精力有限性使历史学家们对自 身领域之外的吸收,大多处于那些学科的成果“简单”采用而已,结果则是 大大消逝了其他学科蕴藏的丰富的观察资源。易华的这部作品同样属于这样 的研究,较诸单一学科作品,易华对其他学科的吸收与借鉴显然更多也更加 明显,因此所承受的其他学科的内在归属的负担也就越大。这既是其书的特 色被我们所称赞,也是更容易招致批评的地方。换句话说,他的作品的优长 之处,也是问题和矛盾的聚焦之点。优长的是该作品的思路、视野宽阔,短 缺的则是作品呈现出来的逻辑、概念的矛盾和龃龉。
在我看来,本书最富有价值的地方与其说是书中描述的内容,不如说是 这样的描写给读者带来的思索。予人以再思考,看来是我们评论当下学术作 品是否具有“意义”或“价值”的一个标尺。我之所以将此作为问?提出 来,还是基于当下大陆学术界研究中令人生畏的所谓平庸的表现——问题意 识不明晰指导下的重复性研究,或者基于没有新思路指引的资料堆砌式的罗 列。与这类现象相比,易华的这部作品显然是作为相反的例子出现的。支撑 我的这个说法的例证可以找出两个:一是该问题思考的长期性,二是对不同学界研究成果的广泛吸取,由此构建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基本思路。思考的 长期性已如上述,对不同学术研究成果的吸收则体现在全书的各个章节里, 按照他的设计,分别是“从夷到夏:历史人类学论证”、“从石器到青铜:考 古人类学论证”、“蒙古人种与印欧人种:体质人类学论证”和“从语系到语 海:语言人类学论证”,这正是流行欧美尤其后者学界所谓的人类学的四个 分支。?至少在今天的国内外学术界,这四个分支早已形成了各自独立的研 究系统,彼此之间的关联固然密切,但分隔的深度足以让跨越者生畏。此书 撰写的目标恰在贯通其间并能呵成一气,就此而言,我愿意将此书视作人类 学的解读而非历史学的实证研究。此话怎讲?
人类学与历史学作为当今学术研究的分域,早已形成各自的逻辑话语和 追寻的目标。历史学的主旋律仍旧是考证史事,将解释历史的相貌为第一诉 求。在历史考证的语境内,是存在历史真相的,这种真相采用有的学者说法 叫作“本相”,历史的本相就是通过表相去获得。?历史学的中国古史研究, 就是通过文献的记载与描写去追寻那个时代的基本相貌和构成相貌的具体情 节。由于文献的缺失,历史学常常利用考古学的发掘与研究作为文献缺失的 补充加以采用目的还是复原历史“本相”。考古学的目标与此相近,但采 用的手段和方法与文献的历史学有所差别,这是两个学科的技术造成的。与 历史、考古“历史真相”诉求不一的是,人类学的追寻集中于文化意涵的阐 释上面,历史学的文献只是以文本的形式作为分析的途径,既然文本的描写出自具体的作者,那么作者自身对文献的构建就不能被忽略,这种语境下的 文献显然具有强烈的主观动机性和描述的选择性,这正是人类学要考察的内 容。它特别关注文本产生的动机与目的、内容的旨向与筛选,在人类学的眼 下,文本的真实性是建立在“构建”的基础上,复原“本相”反倒不是人类 学的主要追索。
易华此书的撰述,我想,就是依托于这四个学科构建的。它讨论的是历 史相貌,具有历史学特征,但它追求的历史相貌又不是考证,或主要不是建 立在考证的基础上,与其说是追求相貌本身,不如说是在追寻的过程中提出 自己的想法,“建构”这类人类学的话语作为概括的精要,?倒是本书的诉 求。于是,本书的终极取向,围绕这个话题所采纳的逻辑分析及其框架的建 构,就成为作者关注的焦点,也应当是我们理解该书的出发点。
但若将本书视为“正宗”的人类学作品,也会招致以此为专业研究者的 异议。不可回避的是,本书撰述的动机始终有“历史本相"的诉求。这个目 标就是作者依托于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那篇著名的论文。傅斯年这篇论 文的核心观点就是商人与夏人是来自东西两个不同地域的人群。在他的研究 中,他将“人群”与“地域”视为分析早期文明史的重要标尺,并将二者做 了有意识的联系:商人与夏人地域差别的意义不啻为区域的不同,更重要的 则是商人与夏人在族属上也应是两个迥然有别的群体。?傅斯年之所以做出 这样的区隔,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应当归结于他留学德国受到的学术 影响,同样的影响也能在陈寅恪所谓“种族”、“文化”、“地域”的研究范 式里展示出来。傅将商朝所展映的东夷与夏的地理方位区别的背后隐藏夏 族群的有别,对古史的冲击还在于,它实际上颠覆了自先秦以来至20世纪前30年之间关于华夏古史所建构的一套系统。这个系统的主旨就是华夏自 .古以来的一体化叙述的模式。以古史研究殿军著称的王国维的《殷周制度 论》为例,殷周之间的差异固然多种多样,但族群方面并非有明确的不同,0 显然,在王的眼中,殷周的同质化构成了中国古史一体化的基础。以新史学 思想著称的超越乾嘉诸老的王国维,在古史的叙述更加强化了中原中心论的 解说体系。
本书意图说明中国人的来源并非土著,而是从非洲走出的。他们来到东 亚大体上呈现两条路线,即南线和北线。南线进人东亚后再北上,成为后来 的蒙古人种,并与传世文献中的“夷人”联系在一起;从北路进人者成为后 来的高加索人种,与“夏”结成密切的关系。所谓非洲说,就是学界近年研 究的人类从距今20万年前后开始分期分批地走向世界各地,5万年前分上述 两支走向东亚,南路到达者在东亚本地发展,创造了旧石器晚期和新时期时 代的定居文化,这奠定了东亚文化的基础。传说与历史记载表明三代之前的 尧舜时期就是夷人的时代,他们较后来者早到,属于所谓的“土著”,大体 上是蒙古人种。后来者就是上述路线中的北线者,与文献中戎狄有所关联, 他们途经中亚向东发展,就势必与东亚的夷人接触,群体之间的交往与融合 是民族形成的基本方式,这些东去的、与夷人蒙古种差异的另一种所谓印欧 种类的群体,在今新疆塔里木盆地至河西走廊之间与蒙古人种相汇,出现了 介于印欧、蒙古之间的群体,这些群体就是夏、周乃至戎、狄、羌等,他们 再与夷人混合,构成了 “华夏”与汉人。就此而言,该书明确阐述道:“人 类起源与民族形成是性质不同的两类现象,前者是自然现象,后者是文化现 象。”(第161页)东亚民族的出现,是文化多样化造成的结果,在这里,蒙 古人种是基础,不同程度地混入了印欧人种的血液,正是夷夏混合才形成了 中国人。
按照作者在结语部分的撰写,我对全书论述的宗旨表述如下:
人类从非洲走出后,其中走向东亚的分成南北两个支系,南部支系较早 从沿海北上进人现今中国的东部,形成了夷人系统,他们的活动在旧石器时 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诸多文化中体现出来,这些夷人构成了蒙古人种的主 体;后来的北支从中亚东迁,与东部夷人接触中形成了既有别于印欧人种又 不同于蒙古人种的介于二者之间的混合人种,与“夏”、戎、狄等关系密切。 代表西部的“夏”与东部的“夷”之间的混合,最终形成了 “华夏”即 “中国人”的群体,其中以夷人即蒙古种为主,兼有西部印欧人种与过渡种 系。所谓中华文化本土起源之说,主要是上述东西二元中的东部夷人的文 化,这就是以定居农耕文化著称的新石器时代诸文化,它构成了中华文化的 基础;与夏或戎狄有关的西部青铜文化则属后来者,但正是这个后来者东进 之后与夷人文化混合进而超越了本土文化,促成了华夏文明。所谓华夏民族 (或其后继者汉人)的形成,也只有在东西交融之后才能成立。而民族认同 也只有在华夏民族群体形成之后也才得以浮现。
正如我在前文所说,本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古史实证性的研究,从全书 的叙述到结尾的归纳,作者所秉持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他将他所研讨的对 象——夷夏及其关系看作与其说是史实的溯源,不如说是怎么认识、怎么看 的问题。但这丝毫不能抹杀学术界有关中国古史实证性研究的基本诉求,在 这种脉络中,中国古代文明总有一个自身的源头作为支配后来历史过程的起 点,现今的中国学术界尤其考古和古生物学界,所进行的研究几乎都是在这 个动机的支配下进行而其目的也是力图证明这个动机的成立。我们看到中国 考古学界的李济、夏鼐、苏秉琦到当今刚刚去世的历史学家何炳棣等,都尽 其功证明中国文明起源的本土化问题。?这种认识的体系所描写的中国古史, 从古人类起源的追溯,可以拓展至少到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但本书显然 突破了这个成说,它将中国的本土文明放置在至少5万年前的南路北上者, 就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而言,它具有土著性,此前时代的人群则与 中国的本土没有关系,这建立在非洲说的散布基础上。促使易华走上与传统 “对立”的路径,他认为,不论是本土还是外来,单方面的认知显然无助于 解释中国文明既本土又外来的发展模式,那么最佳的解说方法就是二者的结 合。正是从这样的角度,他摒弃了单一性起源的论述,将夷夏视作非澄清 “本相”的认知问题。这也就是我所强调的人类学的相对性观察的意思,他 的书写再次让我持有这样的想法。
以上就是我阅读该书之后对易华著作的总结。如前所述,他是将四个学 科的研究纠汇在一起,将中国早期人群分成南北两个系统,从二者碰撞、融 合、互动最终抟成为一体并以“中国”命名的方式阐述文明的进程。多学科 的汇聚应当是该书的一个鲜明的特点,作者的企图就在于:试图突破一个单 一学科的限制,企求多学科的相互渗透去解释早期中国的文明。这样的想法 也常常支配着不止本书的作者,以至于成为追寻古史相貌的学术通则。然而 相应的问题也就同时出现令研究者不可回避:突破单一学科之后的研究,究 竟采取怎样的方法进行?是以作者自身擅长的学术视域为基础,参考相关学 科的方法、手段和成果做适当的填补,还是超越自身学术视域而将几个学科 做整体性的观照?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方法。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理论上的, 在实际进行中似乎不可能出现。到目前为止的学术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分 层即分科、画地为牢的基础上,只有学科畛域尚未分化的早期研究,整体性 的观察才有成立的条件。现今人们采取的通常是前者,以一个学科为基础, 适当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再进一步的话就是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 法。但学理的逻辑要求吸收方法自身就蕴含着对吸收的其他学科的方法具有 与以研究为业者同一的水准,更确切地说,采用历史学(文献考证为主)的 学者,倘若吸收考古学、分子生物学的成果,学术的要求是使历史学家像考 古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一样,对其成果与方法有贯通性的透彻了解,这样才 可能真正吸入到文献考证的史学领域。伹人的精力有限性使历史学家们对自 身领域之外的吸收,大多处于那些学科的成果“简单”采用而已,结果则是 大大消逝了其他学科蕴藏的丰富的观察资源。易华的这部作品同样属于这样 的研究,较诸单一学科作品,易华对其他学科的吸收与借鉴显然更多也更加 明显,因此所承受的其他学科的内在归属的负担也就越大。这既是其书的特 色被我们所称赞,也是更容易招致批评的地方。换句话说,他的作品的优长 之处,也是问题和矛盾的聚焦之点。优长的是该作品的思路、视野宽阔,短 缺的则是作品呈现出来的逻辑、概念的矛盾和龃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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