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哲学践行的思想分析

　　思想分析是通过苏格拉底的对话、运用逻辑的方法对有“思想问题”的人进行治疗的过程或活动。思想分析的一个教义是“分析即是治疗”，因此，思想分析即是思想治疗。从事思想分析工作的哲学家可以称为思想分析师、思想医生或者哲学医生。

　　思想分析是一种哲学践行。哲学践行是哲学化的过程或活动。在古代哲学中，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孔子、佛陀，他们都是做哲学的哲学家。在他们那里，哲学一直是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孔子为人答疑解惑，苏格拉底时刻在雅典与他人辩论，佛陀更是践行哲学家，他所思考的是如何救苦救难、普度众生。但是，哲学的这个现实功能逐步被宗教以及心理治疗所替代;哲学则变成纯粹学院式的理论思辨。笛卡尔、康德、黑格尔是我们熟悉的哲学大师。20世纪20年代，德国哲学家尼尔森尝试性地用苏格拉底方法教哲学。在尼尔森看来，苏格拉底方法，不是教哲学的艺术，而是做哲学的艺术，是使学生成为哲学家的艺术。但遗憾的是，这种尝试没有被人们所重视。现代意义上的哲学践行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德国哲学家阿亨巴赫在20世纪80年代初建立了第一个哲学践行研究所。尼尔森、阿亨巴赫等人将哲学践行看成哲学教学的一种模式，通过苏格拉底式的对话，让对方(学生)进行哲学地思考。然而，这样一种哲学模式己经走出课堂，走向生活。自此哲学践行作为哲学活动的一个新型态，逐步恢复哲学在起步之初被赋予的实践功能。从这个意义上，哲学践行是一场真正的哲学革命。它开辟了从事哲学的一种新模式。

　　哲学践行的核心是践行，而不是形成哲学理论。它有多种功能，如批判性思维提升功能、教化功能、治疗功能等等。思想分析也具有这样的功能，而治疗功能是思想分析的主要功能。通过分析，人们的思想病症得到消除，而这样的功能本属于心理治疗。

　　思想分析有自己的理论预设或前提，这里要分析的预设是:第一，思想问题，本文称之为“惑”，其根源是认知冲突;第二，有思想问题的人，即“惑者”，有健全的心灵;第三，思想分析遵循价值中立原则。

　　二、思想问题的根源是认知冲突

　　“人是会思考的芦苇”(帕斯卡)，而思考的产物便是思想或认知。在人的心灵中存在一个被称为思想的领域，它指导着我们的行动。然而，思想领域中的元素不总是运转良好的，元素之间会出现不和谐。思想之间的不和谐能够引发痛苦，这样的痛苦可以称为思想病症。这是思想分析的一个预设。

　　思想病症是一个我们能够实实在在感受的痛苦。我们的生物意义上的躯体存在健康与疾病，心理存在健康与失调，思想同样存在健康与否。我们不严格地将这种因思想而造成的痛苦称为“病”。本文中用“惑”来称谓它，以与生理的病以及心理紊乱相区别。这个惑是广义的，迷惘、苦恼、困惑、内疚、绝望等等，都是惑。惑的根源是思想上的冲突。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痛苦是症状，而思想上的根源是病因。

　　一切惑的根源或“病因”是认知上或者说是信念上的冲突。惑之产生不是因心理而产生的创伤，更不是生理病症。因而，惑不应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对它的治疗不是心理治疗师的任务。在传统上，我们都一股脑儿地将之说成心理问题。

　　心理问题与思想问题被严格区分开来。心理病症有生理基础，它之产生可能是由于生理刺激，也可能是由于心理刺激。但无论是哪种刺激，最终转化为生理上的创伤。我见过一个癫痫病人。该病人是一个小学生，来自农村。他的父母说，他在上学途中目击了一场车祸，他看到了血淋淋的场面，从此患上了癫痫，到处求医问药。通过吃药治疗，发病次数降低，但有一个麻烦，当听到农村吹办丧事的唢呐时，便发疯似的追过去。癫痫病是一个有生理基础的病，这个小孩因外界的刺激而发生了生理上的病变。可以看到，人的生理与心理是不能分开的。心理分浅层和深沉，而深层的心理便到达生理部分，或者说深沉的心理就是生理部分。因此，心理的重度创伤便能够伤及生理。这也是心理医生面对重症心理病人往往使用药物进行治疗的原因，他们治疗的是人与心理相关的生理部分。

　　惑是思想层面或认知层面上的问题。人们的认知通过看、听、阅读、亲身经历等方式而形成;同样，这些方式也能够使我们得思想之病症。惑与生理上的因素之间没有因果关联。身体残疾的人可能是乐观的，心态灰暗的残疾人更多的是因为他的社会遭遇，这些遭遇使他产生某种扭曲性认知。当然，这不是说，错误的认知产生惑。人类的认知都是“暂时正确的”，愚昧的人也会感到生活得很幸福。只有那种冲突性的认知才会产生惑，或者成为惑的根源。生活的诸多不如意使我推得我的未来也会不如意，我对未来的不如意的认知使我对我的未来产生“绝望”。对未来的绝望会使我痛苦，甚至自杀。而之所以对未来的推知被我看成是“绝望”，是因为我以前对未来抱有“希望”。这是一个矛盾。

　　“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这个典故说的是人无意犯下了的某个重大错误使自己产生悔恨、痛苦。《资治通鉴》中记载:晋中宗时，朝中重臣王敦起兵作乱，其兄王导及家族受牵连，在宫外候罪。周伯仁进宫，王导请其说情。周伯仁不加理睬;但是，他私下积极向皇帝进言为王导开罪，甚至上书为王导请命。王导不知详情，对之怨恨。时过境迁，王敦执掌大权，询问王导要不要杀掉周伯仁，王导没有表态。于是周伯仁被杀。后来王导从文库中找到了周伯仁以前的奏折，才恍然大悟，痛哭流涕:“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王导的痛苦是因为自己的错误而造成的，他产生深度“内疚”。在这个例子中王导的内疚源于他获悉了周伯仁曾经帮助他的事实，而他一直以为周伯仁没有帮助他。这是一个认知冲突，或者说是矛盾。

　　严重的认知冲突会使人自杀。自杀是主动采取某种行动结束自己的生命。在生与死的选择中，选择死亡不是自杀;只有用自己的行动使自己死亡才能够被称为自杀。自杀是人类特有的现象。活着还是死亡是生命体自身的规律所决定的，而人主动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则打破这样的规律，这违逆生命的本能。自杀往往因为认知冲突，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科学家在他们所信仰的理论体系中工作着，这些理论构成他们研究的基础，同时也构成他们生存的价值。一旦新的科学事实和他们信仰的理论体系之间的矛盾无法被排除时，他们就陷入了内心的冲突。这种冲突给他们造成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因内心的这种痛苦而自杀的科学家不在少数。1906年的夏天，奥地利物理学家玻尔兹曼、德国科学家德鲁德还有之后的荷兰理论物理学家皮艾伦菲斯特以自杀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902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荷兰物理学家洛伦兹，曾极忧郁地谈到精神危机的极大痛苦:“我很后悔我没有在这些矛盾出现的前五年就死去。”爱因斯坦在悼念他的挚友埃伦菲斯特时说:“现在时常发生高尚的人用自己的自由意志而离开人世的事，因感到内心冲突无法容忍，我的朋友埃伦菲斯特厌世自杀了。”这些著名的物理学家选择自杀是因为他们不能接受新的物理学。新证据是确凿的，但它们不能与他们以前所坚持的体系相容，原来的信念体系发生崩溃。他们“更愿意相信”或“希望相信”原来的体系，但确凿证据不让他们相信原来的体系。

　　王国维之死也能够这样解释。王国维是近代著名学者，成绩卓著。我们都知道他所说的成大事业、大学问者所必经之三种境界: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人们从他的湿衣口袋中找到遗书一封，开头两句即“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静地选择投河自尽。至于他为什么自杀，至今没有定论。但无论是哪种因素导致他自杀，在我看来一定是因为他认知上产生的冲突使他痛苦，使他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然而，并非所有思想层面上的问题都是思想分析的任务。有人抱怨生活对他不公平，因为他遇到太多的磨难;有人颓废，因为他感到一切都是无意义的……这些都是思想上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思想分析的解决对象。它们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的问题。思想分析可以帮助这些问题的解决，但仅有逻辑分析是不够的。需要另外的思想如积极向上的思想的植入，这是其他思想工作者的任务。

　　三、惑者有健全的心灵

　　有思想痛苦的人即惑者有“健全的心灵”，这是思想分析的又一个理论预设。这个预设将思想分析的对象即惑者，与心理病人或精神病人区分开来，也将思想分析师与心理医生、神经医生区分开来。精神病人和神经病人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他们的心灵是不健全的。他们在生理的和心理上的病症使他们的心灵得到破坏或扭曲。他们的心灵是残缺的，我们不能要求他们与正常人一样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惑者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人们常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说，每个人的心灵是相同的，对相同的道理能够做相同的理解。什么样的心灵是健全的?难以对健全的心灵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大致地说，能够理解某个道理的心灵便是健全的。在社会中我们的行动是在信念指导下的行动，因而健全的心灵是指心中所拥有的信念是健全的。这样，健全心灵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信念是全面的;第二，有使信念合理的逻辑机制。第一个标准是社会标准。这不是说与大多数人的想法相同就是健全的，因为很可能的是，大多数人的心灵都处于不健全的状态，都有一定程度的思想病。信念是全面的是指有指导相关行动的相关信念，或者至少对他人相关行动信念能够理解。第二个标准是逻辑标准。人们拥有不合理的信念不是不健全的，不健全的心灵是指不能对不合理的信念进行修正的心灵。健全的人是一个时刻处于学习之中的人，学习便是一个修正自己信念的过程。

　　那么对相同的道理人们为什么能够做同样的理解?在我与他人的心灵中一定有共同的东西。逻辑便是健全心灵所共同拥有的，它使心灵的沟通成为可能。

　　当某物进入我们的意识之中时，一个自然的假定是，该物与其自身是同一的。尽管自然界的万物随时间而变化，我们感觉到这种变化，但在某一个时刻及该时刻的无穷小的时间之中，它保持同一。在我们思维的时候，我们自然地设定了这种不变。若将这种设定进行扩展，认为事物在变化中仍保持某种不变的本质。这种设定是在思维中进行的，这种设定是理性所必需的。没有这种设定，其他的认识便不可能。在某一时刻，若事物的性质或者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没有稳定性，我们何以认识?即使某物在我思考之后的性质与我进行思考之前的性质发生变化—因为我的思考是花时间的，但在我思考的时候，认为它没有变化是合理的。这便是同一律。在思考的时候，若我们不认为一个命题既为真又为假，这便是不矛盾律。若我们认为所有命题或真或假，并且某个命题为真，那么，该命题不为假，这便是排中律。它反映的是事物或者处于某种状态或者不处于某种状态，两者必居其一。

　　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思维世界，这些方式便是逻辑。逻辑是先验的，是健全的心灵所共同具有的。我们通过理性分析获得这些定律，逻辑公式的真假不是通过观察世界而确定，而可以先验地确定。尽管这些定律形式是通过理性反思而获得的，它们先验地存在于我们的心灵之中，构成我们心灵的结构。无论是儿童还是老人，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具有同样的心灵结构。

　　我们的心中拥有逻辑，但这并不表明，我们的思想中不产生“错误”。我们的思想中或者我们的思考中偶尔会违反逻辑，这样的违法使我们的思想出现“不一致”。然而，我们心中拥有的逻辑使我们能够认识到这种不一致，一旦我们认识到“不一致”，我们便努力清除它。思想分析的目的便是清除其中特殊的不一致，即使我们痛苦的惑。

　　健全的心灵是解惑的前提。惑者有健全的心灵，惑者是理性的。惑者能够跟随分析师的分析和判断，在分析师的帮助下，找出自己心中的困惑原因。惑者与分析师有同样的理性，分析师不能代他思考，更不能代他决策。分析师所做的是帮助惑者进行逻辑分析。在对话中，惑者使用自己的理性能力进行思考和分析。通过与思想分析师的沟通，惑者自己走出这些困惑。在这个过程中，思想分析师只是帮助他进行逻辑分析，而困惑的最终解决要靠他自己健全的心灵将问题“想通”。进行外科手术的医生将病人坏掉的器官摘除，如果需要的话，换上他人的或人造的器官。思想分析师的工作不能像外科医生。尽管存在如外科医生的思想工作者或思想医生，他们用洗脑的方法向“思想病人”灌输“正确的思想”，但此时的思想医生己经不是分析师了，而是宗教的神职人员或某些意识形态工作者，因为在他们那里有正确的思想与错误的思想之分。从事思想分析的哲学家只能起到帮助的作用，而最终释惑是他人不能完成的。

　　每个人都可能有惑，只不过没有出现有惑的情景。思想分析师也会有惑，他不一定是无惑的智者。思想分析师产生惑，如同医生也会生病一样。没有人会说医生不生病，也没有人说一旦医生生病，他能够自己给自己治疗，而不需要其他医生来治疗。医生有他职业的优势，但他的优势不在于他不生病，而在于对就医程序的熟悉。未去过医院的人去医院就医，他进入医院会摸不着头脑;医生了解医院的程序，熟悉各个部门的功能，了解谁是专家，谁是庸医。

　　正因为惑者有健全的心灵，他的意志是自由的，他要对自己所做的任何选择负责。思想分析师不承担任何责任。设想这个场景，某个惑者经过思想分析师的分析后，他做出了某些选择，而事后或者他对自己的选择后悔，或者出现了他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惑者找到思想分析师，意图追究思想分析师的责任，认为分析师“误导”了他。这当然是滑稽的。惑者是行为主体，并且有健全心灵的行为主体，思想分析师只是帮助他分析，而不是行为主体。

　　四、思想分析的价值中立原则

　　思想分析是一个用言语进行治疗的过程。惑的产生没有生物学基础，因而不能够使用药物来治疗。使用化学药物来治疗，其效果就如同酒精这样的麻醉剂所产生的效果，且有副作用。它的病因是能够说得清的，因而也不需要催眠术等心理治疗的方法来进行。

　　我们常说，言语是表达思想的。在与他人的对话中我们的一个自然倾向是，向他人表达自己的观点并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然而，这是思想分析所力图避免的。思想分析是一个纯粹逻辑分析的过程，而不是推销自己观点的过程。在实际中人们的痛苦更多的是价值冲突。因此，作为纯粹分析的思想分析师，他不预设任何价值观是合理的。他既不推销某个价值观，也不贬低某种价值观。这就是价值中立原则。价值中立原则使得从事思想分析的工作者是哲学家，而不是神职人员和意识形态工作者。

　　思想分析遵循价值中立原则，不是说思想分析没有价值预设。思想分析预设了没有认知冲突是好的人生状态等等。同时，价值中立原则也不是说思想分析不能进行价值观问题的分析与讨论。实际上许多痛苦的根源是价值观问题。价值中立说的是在价值观讨论上，思想分析师只是对所涉及的价值观进行逻辑分析，而实际上人们也只能这么做，没有客观的东西决定一种价值观优于另外一种价值观。

　　一个惑者的惑可能在偷窃问题上。我们的一个自然想法是偷窃是恶的。然而，我们所认为的“偷窃是一种恶”这样的观念，不是来自对自然的观察，而是因为教育。可能的是有人不认为偷窃是一种恶。若惑者持有这样的看法时，思想分析师所要做的仅仅是让对方的信念一致，而不是去说服对方放弃偷窃不是一种恶的观念。

　　当然，价值中立原则并不阻碍思想分析师向惑者传授知识，包括发生的客观事件、科学知识、法律条文、社会习俗等等知识，也不妨碍思想分析师讲解哲学史中某个哲学家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思想分析师也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都是分析能够进行下去的元素。价值中立原则所禁止的是在对话开始预设某种价值观是正确的、某种价值观是错误的。

　　思想分析师可以告知不认为偷窃是恶的人社会中普遍的观念，也可以告知他偷窃给他人造成的伤害，当然更要告诉他偷窃面临的法律后果。若他经过解惑后，“愉快地”决定去偷窃，思想分析师的任务完成了。惑者偷窃被抓后，思想分析师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该承担法律责任的是偷窃者，他有健全的心灵;若他没有被惩罚，问题也不在思想分析师那里，而在社会，是因为法律的不健全导致偷窃者不被惩罚。

　　当然，在实际中思想分析师承载着社会责任，社会也难以容忍纯粹的思想分析师。苏格拉底被雅典人判处死刑，理由是教唆年轻人。这便是一个事例。

　　五、结语

　　上述分析的相关联的预设，只是思想分析预设中的部分，而不是全部。思想分析的预设规定了思想分析功效的边界。思想分析的对象是有健全心灵的人的思想治疗，而对于有生理基础的心理问题，思想分析无能为力;对无法进行沟通的人，思想分析也没有用武之地。同时，思想分析是言语治疗，它所治疗的是因认知而造成的痛苦，这样的痛苦往往表现在情绪上。在实际中有些人的思想病表现在意志上，对其的治疗需要进行行动治疗，通过构建某些行动，让患者形成某种行动习惯，等等。

　　思想分析的研究与实践刚刚开始，有许多理论问题会随着实践的深入而得到发展。